调查|超时收费,使用不便!智能快递柜如何走完最后一百米******
盈利较低、使用率降低、服务不到位……
智能快递柜能走完最后一百米吗?
曾红极一时的智能快递柜遭遇冷落,诸多的不便,不但成了快递员和消费者眼中的“鸡肋”,使用率下滑,也让供应商难以维系高成本的投入,“撤柜”已悄然开始……
现状:快速扩张供求失衡盈利较低
近年来,在北京的小区、写字楼,智能快递柜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走访东单地铁站附近区域时发现,在高德地图APP上搜索“丰巢”或“速递易”,周边3公里内,“丰巢”的点位有43个,“速递易”有6个。
“缺少统筹的快速扩张,带来了短期的利益,也形成了高成本,运营到一个阶段,问题就来了……”某智能快递柜公司负责人透露,除了采购成本,还需要根据快递柜的大小给物业提供场地费。约100个柜门的一拖四快递柜,年租金约4500元,再加上安装、电费、运维……一组柜机的平均使用率能达到4成左右,才能回本。
统计数据显示:按8年平均折旧计算,单套快递柜每年的总成本为16788元。其年收入约17800元,其中快递员投柜和广告收入分别贡献了9110元和6000元,因消费者支付超时费收入为2190元……这样,算下来,经营一年,也才挣一千多元。
尴尬:使用率低 受冷落面临撤柜
“智能快递柜的供应商来了,想撤柜,说使用率太低了!”近日,朝阳区某小区微信群里的一条消息,让居民“炸开了锅”。
“快递柜得保留。上次朋友送我的几箱饮料,直接放门口了,等我回家一看,三箱变两箱了。”“有快递柜是好事,但只能送到楼下或大门口,最后一百米的问题解决不了呀!”关于快递柜的去留,居民们纷纷发表着各自的意见。
“这是根据大家的需求,争取了很多时间,还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供应商,才有了今天的楼下的快递柜。这不能说撤就撤了。”了解了一些内情的付女士介绍,“去年8月,快递柜的供应商就来过一次,想撤柜。听说,最近又来观察了两个月,认为经营的情况还是不理想,使用率连30%都达不到,这还不够成本呢!”
记者调查发现,智能快递柜“遇冷”并非个例,“撤柜”也早已开始。“我家小区的快递柜一个月前就不见了。”家住海淀区的许玲说。
“智能快递柜早就成‘摆设’”了,我在小区住了两年,只用了两次。而且,快递员或驿站的工作人员与居民也形成了默契,只要有可能,尽量送到家门口。您说,这种情况下,要它还有用吗?”许玲说。
吃亏的生意谁也不会做,所以,在一些使用率低的小区只能撤柜。
探因:使用不便 快递员用户都不买账
走进东城区北二环附近某小区,快递员小吴将两件包裹塞进了快递柜后感慨地说,“前几年,单量大,人手都不够。遇上618、双十一这种好日子,我们得一大早去抢柜。可现在居民对快递柜的需求小多了,每天投放10件,都算多的。”
“如果不方便取件,我们要先征求收件人的意见,才能将包裹放在快递柜里。”快递员冯军说,从公司的要求,居民的需求看,也首选送货上门。另外,遇到一些老小区,有的路特别窄,因为快递车进不去,快递员也不愿意选择快递柜。
冯军算了一笔账:一般情况下,包裹快到门口时才通知用户,一次性配送最方便经济。如果用户不在,快递员就要再下楼把包裹放入快递柜,重复劳动,还要根据快递的大小,自掏腰包支付两毛五至四毛不等的管理费。可一单快递就挣一块多,去年管理费就没剩多少了,这吃亏的买卖,谁都不愿意干。
从居民的角度,投放地址写快递柜,虽然省了沟通成本,但只要一超时就得再花钱,多数人觉得不划算。因此,快递柜的使用就越来越少了。目前,冯军一天大约送120个件,放进快递柜里的不超过5件。
自从收费后,用得就少了。“不管什么原因,快递进了柜,只要超时就得付费。那还不如放家门口,省钱又不用惦记取件的事儿。”习惯了网购的姜欣说,“对于手机、化妆品等高价值商品,使用快递柜还无法当面验货。万一投递物品在运输中有损坏、被调包,很容易带来麻烦和纠纷。”
最不喜欢快递柜的是老年用户,“还得下楼取件,再往家提,太麻烦也拿不动。有的东西太沉,选择快递就是解决最后这一百米。”
快递驿站、小门店以前就承担着收发快递的功能,这也压缩了快递柜的拓展空间。产业时评人张书乐预测,目前,智能快递柜很容易被快递驿站或小门店替代。究其原因,快递柜的存储空间有限,大件放不进,小件放不完。商家希望通过超期收费提高流转,也是争议颇多。而快递柜选位要求也高,方便用户的地方租金太贵,控制成本带来的局限性,使小区柜机覆盖率太低,达不到良性的投入产出比例。
与之相比,小门店,或快递驿站空间大,有专人值守,还能提供送货上门,没有相应的成本,还能增加店家的声誉。
出路:跨界经营 拓展多项生活服务
面临困境的智能快递也在寻求出路。最近,以收取包裹为主业的快递柜,还探索起了生活服务的新业务。
记者在智能快递柜的显示屏上看到,除了“取快递”和“寄快递”的基本功能,显示屏上还能选择“洗衣洗鞋”“储物下单”“商城”等花哨的服务。
打开快递柜的微信小程序,“生活服务”专区出现在主页的显眼位置,再往下拉,才是储物服务等其他业务。商家主推的洗衣服务目前支持衣物清洗、鞋靴清洗和家纺清洗三个大类,具体包含羽绒服、毛呢大衣、毛衣、运动鞋、床品、毛毯、蚕丝被和窗帘等。
在价格上,衣鞋搭配洗3至5件,价格在99元至149元,冬衣的价格会贵些,如单洗一件短毛衣、短毛呢大衣,价格分别为55元、65元,目前洗衣洗鞋对新人优惠力度较大,如洗护一件羽绒服的价格为39元。对比发现,相较于线下洗衣店,快递柜洗衣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不算明显。
“快递柜不就是取快递包裹用的吗?”调查发现,十余位市民中多数人认为快递柜就是个保管包裹的机器,对其他功能知之甚少。拓展新的服务,有人认为是“不务正业”,也有人觉得,它比传统洗衣店离居民更近,丰富了智能快递柜的使用场景,是寻找服务盈利模式的新尝试。
专业人士认为,开拓洗衣业务只是多元化快递柜减少闲置空间的一个补充打法。线上下单的洗衣业务此前也曾单独出现在市场中,但很快难以为继。快递柜洗衣尽管可以节约成本,但整体受限。快递柜的容积和呈现形态固定,无法像传统干洗店那样实现稍昂贵或特殊材质衣物的放置要求。
此外,探索新的服务领域不仅要花钱搭建生产线,还要“烧钱”来通过试错去获得经验,这个过程不会太短,还可能让跨界的快递柜厂商出现“水土不服”。
专家:适应市场解决最后一百米需求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相对于高额的成本及消费者接受度不高的现状,快递柜盈利的新模式仍旧比较单一,投资回报率也不高。总体来看,国内智能快递柜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
业内人士赵小敏预计,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快递送货上门的方式还是末端派送的主流。除了配送上门,快递柜、驿站代收点、自提都是末端派送多元化的重要组合路径。
从中长期来看,快递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快递柜企业要找好角色定位,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并与整个行业发展的协同。与社区生活融合是发展的方向,尝试与物业联动,开发冷柜、提供居民日常必需品等来解决问题。
尽快取消超时收费,避免引发消费者诟病,维护快递柜行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打通快递业的“最后一百米”,更是让消费者接受服务的关键。只有品牌形象好了,终端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消费者的接受度才会慢慢提高,市场才能繁荣起来。(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师悦)
Paxlovid仿制药猜想******
1月10日,“辉瑞称正与中国伙伴合作”的消息引发市场热议。有报道称,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会议上表示,正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预备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提供新冠口服药Paxlovid。同时Albert Bourla否认了有些中国公司生产及销售Paxlovid仿制药的消息。在辉瑞Paxlovid无缘医保后,相比降价幅度争论,供应是业界更关注的焦点。若实现本土化生产,Paxlovid的“一药难求”能缓解吗?
本土化生产
Paxlovid本土化生产提速。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会议上表示,正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预备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提供新冠口服药Paxlovid。
辉瑞中国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Albert所提到的就是早些时候与华海药业签订的本地化生产协议,并不是新发生的事情。目前我们双方正在积极推进。”该负责人说道。
2022年8月,华海药业与辉瑞签订了《生产与供应主协议》,华海药业将在协议期内(5年)为辉瑞公司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具体的合作内容为,辉瑞提供奈玛特韦原料药与利托那韦制剂,华海药业负责奈玛特韦制剂生产,并完成组合包装。
据上述合作内容,华海药业生产的为Paxlovid原研药,而非仿制药。“目前我们公司正配合辉瑞加速推进Paxlovid本地化生产项目的各项工作,以保障Paxlovid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持续满足中国患者的新冠治疗需求。”华海药业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说道。
辉瑞方面同时对Paxlovid未进医保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辉瑞称,辉瑞与中国就Paxlovid在华定价的谈判已经中断,原因是中国政府要求的价格低于Paxlovid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售价。
虽然Paxlovid未能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辉瑞方面称,仍将一如既往地配合政府和其他相关合作方,确保Paxlovid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对方给出的时间表是,未来3-4个月内通过中国本地合作伙伴实现新冠口服药Paxlovid本地化生产。
强仿消息不实
在“一药难求”的背景下,各路黄牛层出不穷,药价炒到上万元,市场上的印度仿制药更是真假难辨。随后,市场传出国家药监局作为牵头部门正与辉瑞就Paxlovid的仿制药合作进行谈判的消息。
辉瑞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辉瑞称,报道称中国方面正在与辉瑞就允许当地制药商生产仿制药并进行销售一事进行沟通的消息是不准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了可以颁发强制许可的几种情形,具体包括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专利药品的制造和出口颁发强制许可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Paxlovid强仿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国家没有动用强制许可制度的先例。少数几个药企曾申请过,也没有成功,比如当年甲型H1N1流感猖獗的时候,白云山制药总厂研发的达菲仿制药‘福泰’因没有获得罗氏制药的许可,于2009年试图向国家药监局申请启动强制许可程序,最终也没有通过。”
邓勇进一步表示,这背后是我国药品政策强调守正创新、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的考虑: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由于强制许可制度实质架空了专利制度,因此在有替代手段(药企捐赠、医保支付、社会援助)的情况下,不会考虑采用强制许可。如果贸然地采取强制许可,开了先河,那么药企面对动辄投入百亿、耗时极长的新药研发就会望而却步,马上就没有国内企业愿意开发新药了。这样久了以后,就会导致行业里全是仿制药企业,这些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壁垒,整个市场就会充斥着恶性竞争。
比起降价幅度,Paxlovid的供应是业界更为关注的话题。不同于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Paxlovid作为新冠治疗药物,有其特殊性。部分患者的需求是,哪怕自费,只要能买到也行。
业内人士撰文指出,“希望Paxlovid进医保,不仅是或者说不是想着这个药能降价,而是希望进了医保之后,这个药的供应能够得到保障,感染了之后符合条件——重症风险高的人能及时用上”。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