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春联、剪窗花、挂灯笼、放烟花……无论离家多久、多远,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依然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反映美国历史的《哈泼斯月报》自1880年起就曾刊载在美华人燃放鞭炮、置办年货、挂彩灯欢度春节的热闹场景。
华侨华人在传续春节传统的同时,也使春节在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载体。已五次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的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陈梅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华侨华人天然是在海外传承中国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既向海外推广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让华裔后代在欢乐中了解、认识和爱上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于2023年1月15日举办纽约华侨华人兔年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有哪些内容?这一天是中国的南方小年,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天举办活动?
陈梅:纽约华侨华人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自2015年开办以来一直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社区内其他各族裔的喜爱,并连续举办了五届。后由于疫情原因停办了两年。今年我们再次举办线下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
今年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写春联、画年画、剪纸等经典内容,也有小朋友们喜爱的捏气球、脸部彩绘、做糖画人,以及帮助小朋友们认识汉字的猜灯谜活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其中包括京剧、太极拳、武术、民族舞,以及美轮美奂的儿童汉服秀、美中音乐家协会著名歌唱家们的专业演唱等。演员的年龄从9岁到85岁不等,以期达到联席会一向主张的“全民庆春节,举家同欢乐”初衷。
今年1月15日是中国(南方)民间俗称的“小年”的日子。在美国的华人常因工作繁忙且不是公假日,故大多数家庭不能聚在一起过小年。我们选择在小年这一天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某种意义上是向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下一代介绍“小年”这一传统中华习俗的来历及寓意,同时也通过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形式把大家从百忙中汇聚在一起。
纽约华人华侨2023第六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初衷是什么?华人社会参与度如何?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参加春节活动?
陈梅: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平台,旨在借各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以中国的民间艺术、各地的习俗风情、中华美食为主题,向美国和纽约市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民众推广展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俗文化。这是联席会连年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这个品牌活动的目的与动力,我们要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知识、传承中华文化。
活动自2015年开办以来,从第一届只有10个摊位,发展到2020年第五届时有50个摊位,还有一场精彩的免费文艺表演。过去联席会举办的每一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是人山人海,参加的人士不仅可以亲自感受中国民俗艺术、品尝中华美食、观看中国传统艺术表演,还可以带走各式各样的免费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春节装饰,感受中国“年味”。
海外华侨华人纵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对文化根脉的情怀深植心中,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感受是共通的。通过参加春节文化活动,既可以营造过年氛围,也可以慰藉思乡之情,还能让华裔后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春节讲究团圆,参加春节文化活动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一起热闹过年的场景之一。
人们在纽约华人华侨迎新春民俗文化节上写书法。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保留了哪些中国春节传统?又有哪些本土化的创新?
陈梅:追溯历史,华人在海外过春节的传统,是与华人移民的脚步相伴相随的。在美国,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淘金热及横贯美国铁路修建完工之后,早期华工从美国西部开始东迁来到东岸。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1871年2月18日,这些华工及其家人,在美东地区举办第一个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春节常被翻译成Spring Festival,其实在海外更习惯称春节为Chinese New Year,即“中国新年”,也就是我们说的农历新年,一般指正月初一。但华人在海外过春节和在中国国内一样,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含除夕、初一和正月十五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华人完整保留了中国的春节传统,贴春联、挂灯笼、放烟花;除夕夜的年夜饭上一定要有饺子或年糕,正月十五也一定要吃元宵。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互相拜年,给孩子压岁钱发红包,华社活动中有舞龙、舞狮表演等等。
当然,春节在海外也有许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比如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的中国城,会有中国农历新年巡游等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在一些欧洲国家则会以中国新年音乐会等形式庆祝;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家庭,还会制作融合南洋风味的“年饼”作为新的“年味”……在这些因地制宜的创新过程中,不同文化和文明得以交融互鉴。
美国纽约布莱恩公园举行舞狮活动,众多孩童在活动中与舞狮近距离接触。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在海外举行的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传统节日活动中,是否有当地主流社会的参与?参与度如何?
陈梅:其实,在海外不同形式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已经逐渐走出唐人街,有越来越多当地主流社会的人士参与。比如非常著名的旧金山农历新年大巡游,就是从早期少数中国劳工在中国城小打小闹庆祝春节的传统,如今演变成多族裔、中美团体亲密合作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盛会,成为世界十大著名大巡游之一。再比如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英国伦敦眼、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多国地标建筑每年也会为中国春节点亮红色灯光以示祝贺。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春节已经被列为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定节日。多国政要也会在中国春节期间发表新春贺词。
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国城街道张灯结彩。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人赓续传承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陈梅:纽约有数十万来自中国的移民、学生和工作人员。每逢佳节倍思亲。像中秋节、春节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已逐渐融入当地美国人的生活中。自从纽约州通过了中国大年初一所有在校学生可以留在家中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不算缺席的法律后,春节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节日。各个大学、中学、小学都会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比如教学生包饺子、写春联、跳中国民族舞蹈,以及举办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的音乐会等。久而久之,这些庆祝活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载体。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国节日传统,也令当地民众耳目一新,被中国春节的热闹和“年味儿”吸引,继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而透过这些热闹场景,他们更加感受到中国春节文化的精神内核,读懂中华文化蕴涵的家庭观念和世界观,即追求团圆、追求和美。
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气氛浓,人们在一家上海菜餐厅用餐。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在自身保留春节传统的同时,在传承、传播春节文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梅:海外华侨华人自身在海外就是传承中国文化和传播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我们通过不断地向我们的下一代以及其他族裔和主流社会介绍、演绎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记住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个期望和平的民族。无论在哪里,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愿意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和平和民族昌盛搭桥铺路。(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New York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成立于2003年,是经纽约州政府登记注册,美国联邦政府认可的非盈利组织,由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华人社团联合组成的民间团体。联席会的宗旨是为加强华人社团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争取在美华侨华人各界应有的权益,并以联席会为平台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从而促进华侨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田飞龙: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作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奠基与制度实践指南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为中国发展经验与智慧的总括性框架。 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见,中方清晰阐明对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系统主张和方案,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关联抱有积极理解和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更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生机。 2022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于印尼巴厘岛闭幕。李志华 摄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但各国各民族如何完成现代化?如何在价值和制度的双重层面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本国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发的现代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下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定型?这是对非西方文明、民族与国家的规范性乃至生存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基本回答,也是人类现代化探索进程的新篇章。 东方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在观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与扩展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础和制度导向。现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历史属性和批判意识:其一,现代性相对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对西方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批判性重构,是以个人理性为内核的文明形态塑造;其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对诸神的放逐与对“全人”的理性界定和升华,人权与民主成为现代性的政治本体要素;其三,现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体系化,并通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实现了全球化,造成“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化等级制”;其四,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范畴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如欧陆现代化、英美现代化等),但对非西方文明及其国家民族则具有文化压制性和模式强制性(西方在其内部是“复数”,但在其外部却是“单数”),这是西方霸权及其双重标准的历史与精神来源。 “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田雨昊 摄中国文明与政治体系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古代史进程中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与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体系的方式塑造出对周边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协和万邦”体系,持续进行着文化输出、交流、互鉴,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与安全。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秩序与天下体系的协和秩序遭到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压迫,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与制度上艰难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进程。随着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现代化已是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现代化命运到底会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证自明。 翻拍致远舰资料照片。甲午战争中,致远舰与日军吉野舰对战时发生爆炸沉没。张颖 摄从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历程来看,思想与制度路线的竞争和探索一直在进行。就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化精英展开了前后相继的道路探索,大体包括:其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检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物质技术落后,但洋务运动遭到了甲午战败的挫折;其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康梁维新派的变法改制论,理论检讨范围限于制度层面,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化突破,但变法失败,革命继起;其三,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有鉴于物质、制度层面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中国的现代化精英寻求向中国文明更深处批判与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论,实践遗产是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命题和科学命题。 市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曙光·伟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专题展。杜建坡 摄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精英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实呈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试错、逐步进化的过程,从而在现代化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制度创新层面为革命性的变革准备了基本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离不开中国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过程的接力探索,上述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与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 内蒙古呼和浩特,读者在新华书店的宪法专柜前阅读。刘文华 摄处境与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 作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论”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从历史发生学上,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西方的自信与非西方的自卑,这种结合偶然但持久,现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魅惑来源;其二,从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上,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普适化而持续收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非西方的市场、制度与文化被西方强制性格式化与重新编码,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为一种丧失主体性与平等竞争资格的依附性存在。 非西方之自主现代化内含的主权意识、民族文明意识和全球竞争意识,本来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密码,却在西方现代化霸权转化过程中成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精神自负与霸权基因,从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的基本处境。其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非西方的体系性挑战者,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体系挑战者和主要对手,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二,西方式现代化从16世纪以来累积五百年而成的全球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网络,是西方文明及列强群体竭力守护的遗产,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与全球秩序,故西方霸权的保卫战在精神动员与协调行动上虽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更为凸显;其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渗透、支配及其思想与制度改造,其深刻程度出乎预料,要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基本价值和制度上的制衡与竞争,其理论难度和实践难度需要充分评估与周全应对。 2020年5月29日,香港市民来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门口举行抗议示威,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张炜 摄中国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综合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与民族复兴相伴而行的实践命题,更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场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结构性和体系性探索,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姿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图景和要素来看,有着自身文明根基、实践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其一,国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凸显对大一统智慧的传承和责任,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理解与守护;其二,社会主义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其精神性、公平性、发展性与民主性的整合及结构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验证和体系化落实;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对天下主义当代性、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理性参与和贡献。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阿托卡小康示范新村村民载歌载舞庆脱贫。何蓬磊 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和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绝非复古主义、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而是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创新和实践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必然继续在历史接力和体系竞争中前行。(完) 受访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研究所短期访学(2009.8-2009.9)及担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比较法与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涉外法治。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译有《联邦制导论》《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等12部译著。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观察》《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
|